請撕掉大學“無名氏”身上的標簽

特約評論員 李小儀

周濂教授的 《大學校園中的“無名氏”》引起討論，又一年高考臨近，9月，新一批學子將懷著對大學生活的美好憧憬邁入校園，開啟人生的新階段。進入高等學府后的人生道路并不會一帆風順，獨自面對學習生活中的困難、平衡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都是成長的重要課題。其中，接受自己成為“無名氏”是其中最普遍卻也常被忽略的現象之一。

淹沒于人海的失落感不僅造成了個人如何重新定位自我的困境，更反映了整個大學結構社會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量“無名氏”的產生只是其表現之一。不時引起社會討論的導師成老板、學生會官僚風盛行、“優秀綿羊”精致利己等更為人們所熟知的話題與學生存在感缺失背后的根源是相同的。在這種集體無意識造成的大環境氛圍下，與其說是老師或學生對彼此態度冷淡、漠不關心，不如說是雙方保持了一種“知道對方有其他事要忙”的禮貌社交距離。

大學是學生進行未來規劃、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老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者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從學生對何謂獲得“存在感”的講述中不難發現，他們定義的大學理想師生關系或多或少存在對中小學師生相處模式的路徑依賴：老師能叫出自己名字、上課被點名發言、耐心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等。不可否認，這種密切師生關系中傳遞的溫暖是任何人都渴望和需要的，但僅就教師引路人作用的發揮、師生良性溝通機制的建立而言，回歸類似中小學的相處模式真的是唯一選擇嗎？

“無名氏”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其往往與失去存在感、流于平庸、人脈焦慮、前途迷茫等更大更長期的困境相聯系。要想克服結構性弊病，首先應當撕掉現行體系貼在“無名氏”身上的標簽，從思維方式上突圍。

首先，“無名”就一定等于存在感缺失嗎？如前所述，落差產生的前提是存在與中小學的對比，而大學與中小學教育模式和培養目標的不同則決定了對“存在感”的定義需要作出一定調整。進入大學前，學生大都走升學這一條路，統一的目標、既定的課程、固定的空間促成了緊密學習共同體的形成；進入大學后，專業分流、選課自主、出路各異，一次次分流之后，學生存在感更多來源于自己所在的不同團體，來自自己在小團體中老師和同學間的“有名”。進一步講，較之中小學空間上的緊密聯系，大學存在感更多在于精神層面的“志同道合”；即使還沒有找到這樣的共同體，存在感的獲得也不應依賴于老師的關注和認可，而要專注于自我的豐富與提升。換言之，在大學教育模式下，良好師生關系的建立不在于老師對學生學習生活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注，而在于雙方智識和精神上的交流互動。做到這一點需要對教學上心的老師，更需要拋除依賴感、有獨立人格的學生。

其次，“無名”就意味著失敗、平庸嗎？任何領域、任何時候的成功都不應當由成名定義，對還在校園學習積淀、積蓄能量的青年學生尤其如此。如果獲得老師的關注和認可就能定義優秀，那這個試圖“優秀”的過程本身就是功利的、不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比“無名氏”渴望被注意更值得討論的，是學生上課時希望被老師記住和認可，結課后又與老師形同路人這一矛盾現象的存在。而依上述邏輯，造成這一矛盾表象的原因不難解釋：在一門課上得到足夠關注、獲得一個高分，學生在這一階段的“卓越”成就達成，于是繼續奔赴下個戰場，如是反復。教學活動異化為學生尋找成就感的手段，對成功的定義愈發單一，聯系師生的紐帶只剩分數。從這點看，正因為學生將存在感寄托于老師的認可，才會在未能獲得老師關注時自嘆平庸、感到挫敗，存在感依賴是挫敗感產生的前置問題。

任何良性溝通機制的建立都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彼此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無名氏”其實是一個雙重困境：在這一困局下，學生低頭趕路，陷入不想了解他人也不想被他人了解的囚徒困境；教師得不到積極反饋，苦于找不到愿意聆聽“傳道”、潛心治學的學生?！盁o名氏”去標簽化，并不是要求老師記住每位學生的名字，而要對教學足夠上心，給到學生技能訓練之外的思考啟迪；作為學生，我們更應當在進入大學后找準自我定位，在“向內求”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獲得精神上的充盈——生命靈性的舒展、自由思想的碰撞，才是解開師生間“無名”難題的根本動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生）